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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曹和平
　　基於國家治理累積的觀察性事實，去行政化無疑是我國改革的一個大方向。但筆者發現，在不少場合，討論者或多或少地把去行政化和去政府化畫上了等號。如果延伸到政策制定和執行階段，去行政化不僅會變成去政府化，還會導致深層資源配置的損失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　　去行政化涉及國民經濟和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，有意識區分其與去政府化在概念上的不同，可以預防淺層改革引致的制度缺失。在國民經濟成長意義上，去行政化涉及國企改革、高等教育改革、醫療單位改革、科研部門改革等。如果把這些領域的去行政化簡單理解為去行政級別的官本位祛除、去撥款化的財政甩包袱，則可能解決了表象問題，留下公共品缺位的損失。我國醫保和社保早年倉促轉型時，誰能想到今日99%的電臺電視臺播放養生節目，不少醫生收紅包，張悟本快速成名等扭曲現象，是保障制度轉型後替代公共品缺失帶來的？
　　在國家宏觀治理上，不理解去行政化和去政府化差別就出台方案，很可能帶來更大傷害。如果把去行政化等同於去政府化，我國目前很多不完善但尚能大體運轉的國家治理過程，在沒有替代和補償機制跟上的條件下，將帶來制度缺位、尋租混亂，導致人們對國家治理失望，進而形成政府和民間的全面對立。國家存亡受到威脅。
　　去行政化不是去政府化，而是政府職能的合理化和高效化。行政是政府實體的職能行為，政府是職能行為的實施主體。行政和政府是一個社會供給公共品的必要環節。去行政化最好就是避免政府不分類別地提供公共品，而社團和市場實體不分類別地從政府手中接過公共品。但實際情況是，後者接過之後僅提供能盈利的公共品服務，致使公益性公共品服務及平臺缺失。比如，當兩級政府借去行政化退出事業單位和某種制度後，在沒有生產公共品的第四方組織——社團法人——廣泛存在的條件下，勢必會把所有的公共品讓渡給市場實體來提供。當市場實體在提供這類服務的成本不經濟時，政府退出了，尋租強化了，公共品供給減少了，勢必造成帕累托改退，即改革成為後續改革的對象。
　　以京津冀一體化為例。長期以來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國城市間的競爭變成政治經濟學授權的競爭。深圳等大城市的成功是這樣，各級各類開發區的發展亦是如此。我們忽略了城市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單元，城市間的競爭首先應該是產業體系成長要素配置效益的競爭。在政治經濟學授權競爭激勵下，城市的成功幾乎要靠和中央財政分蛋糕，和國家職能部門爭資源配置權力的競爭，當年京津冀兄弟般的協作變成歷史，零和博弈發展成為常態。
　　錶面上政府為這些城市提供了超資源配置條件，實際上，當政治經濟學資源授權過度的時候，城市間商業資源和自然資源的配置一定是均衡點以下的。行政管理的疆界從來就不是經濟資源配置的自然邊界。在京津冀一體化發展中，來自橫向配置資源的中間體組織太少了，公共品供給嚴重不足。去行政化，就是要公共品資源供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。不能認為去了行政化，公共品供給自然而然地就會走向坦途。▲(作者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)
（編輯：SN090）